霍英东是艇户出身，在家中排行第四，祖父霍达潮拥有风帆来往港澳间运输货物，父亲霍耀容继承祖业。1930年一次风灾中两名哥哥翻艇身亡，其后父亲患癌身故，霍母带同霍英东及一姐一妹上岸生活，在湾仔石水渠街居住。霍英东小时就读于帆船同业义学，后转往敦梅小学，1936年考入皇仁书院读中学，为图报国，取名“英东”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香港沦陷期间被迫停学并从事苦力等工作谋生，其后霍家凑足资本，在湾仔鹅颈桥开办“有如杂货铺”。战后先以买卖各种物资获利。
1950年代初韩战爆发后，殖民地香港政府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中国联络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拥有完整船队的霍英东为中国打韩战提供了支援。他收购战争及医药物资后，每晚亲自指挥船队运货往中国大陆获得暴利。
1961年10月，霍英东与何鸿燊、叶德利及叶汉合组财团，以316.7万元在澳门夺得赌牌，并在1962年元旦开设首间赌场新花园娱乐场，同年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他同时成为澳娱最大股东，多年来雄霸澳门赌业。
澳娱的股权分布，外界所知不多，霍英东亦曾承认公司股份的很复杂。他忆述澳娱成立时，股东包括何鸿燊、叶汉、新马师曾和叶德利等，但他直指澳娱帐目无人说得清，过去亦有分红不均的情形。其中澳娱每年净赚10多亿元，占三分一股权的霍英东却只分得1亿。2001年，澳娱另一名股东何婉琪传出欠债事件，及后更因何婉琪欲将旗下澳娱股权转到儿子麦舜铭名下，引发与何鸿燊就澳娱派息政策展开骂战及法律。
在股东内閧之际，霍英东2002年4月1日宣布把他在澳娱的27.7%股权（共22,654股）全数捐赠同年6月28日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另再捐赠2,000万元澳门币至其中，估计基金管有资产达60至100亿元。但是，当时只有何鸿燊表示有意收购他手上的股份，双方仍未能就价钱问题作出结论。霍指出自己“四十年没看过赌场盘数，二十年没去过澳门”，创办澳娱只想行善而非牟利。
在放弃股权时，霍英东对何鸿燊的批评亦引起外界猜测两人不和。霍英东在基金会成立时曾发表演说，批评何鸿燊好胜：“1962年向他借40万元，争夺澳门赌权。”他又翻旧帐指1967年遭英美政府封杀时，尖沙咀星光行被断水、断电及断电话线，结果何鸿燊把原本值30亿元的大楼，以3,000万元“贱售”。何鸿燊后来说：“几十年朋友，他开玩笑，讲讲故事而已，我晚晚都唔输得（不可以输）。”
与英美交恶
霍英东虽然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出生，但与英国和盟友美国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1950年代韩战爆发，英美根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实施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香港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中国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香港港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霍英东提供大量战略物资给中共，帮助中共抗美援朝，惹来英美政府的不满，并且因此一直受到殖民地香港政府的非难，但也因此受到了中共的信任，后来荣居全国政协副主席，被誉为“红顶巨贾”。
霍英东与何鸿燊、何添、关明及钟明辉等人合组九龙置业公司于1962年开始在尖沙咀兴建星光行（当时称为九龙商业大厦），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时，当时美国驻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算星光行的租户向当时由英资大东电报局控制的香港电话公司申请电话线时，也遭到刁难，指“星光行的租户申请电话线可能遥遥无期”。结果大部份租户连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后，霍在星光行承租乏人问津的情况中，被迫将星光行出售置地公司。
另外，香港政府在1960年代末期，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霍英东个人独力投得最大的一号码头，但港府却无理要求霍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在码头停泊，而当时全港的货柜箱总数都没有20万个，霍英东找船王董浩云（香港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父亲）商量后，认为没有把握，最后只好放弃。一号码头最后由英资太古集团的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承办。
大陆从商
霍英东会议上演讲，自称是“第一批响应返回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兴建宾馆”。1983年2月6日，考虑过北京或上海后，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在广州开业，成为改革“样板”，开业初造成轰动，连当时领导人邓小平也被吸引。
有中国传媒报道，邓小平曾三度到访白天鹅，1984年1月31日的行程包括参观总统套房，及到酒店内的丝绸之路餐厅进餐；1985年的2月19日是农历大除夕，邓小平更在酒店内发表拜年讲话；4日后（同年2月23日）邓再到酒店，并自掏腰包买面包，边吃面包边说：等他回到上海时，就会宣布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当时在场的霍英东说，一个小小的面包，就能使邓小平有这么大的启发，促进中国改革开放。
霍英东更提出自行设计、施工及管理，当年投资额达5000万美元，由霍的维昌发展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协议，以中外合作的方式，经营期为15年，到97年再将协议延长至2003年。
政界发展
于1980年8月25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后第三天，他与另外19名港澳人士发表联合公开声明，谴责北京屠城、并哀悼死难者，但1993年3月27日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挤身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香港人。1996年及2000年两次旗帜鲜明支持董建华任香港行政长官，但随着董建华下台，霍英东亦淡出政坛并因年纪问题，鲜有公开露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霍英东在国家的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贡献宏大，又竭力促进香港的繁荣安定，他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亦感到非常惋惜和十分悲痛，他指出，霍英东十分关注香港体育运动的推广，并全力支持祖国的文教康体事业。何志平说，霍英东为人十分低调谦虚，生活简朴，十分值得尊敬。
新华社发表通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表示，早上获悉病逝消息，感到非常悲痛。曾形容霍英东是自己的恩师亦是好友。并称赞霍是爱国商人，长期推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为人诚恳，平易近人。
香港中文大学于2006年12月7日举行的第63届学位颁授典礼上，向霍英东追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霍氏生前也表示愿意接受荣誉学位。
2007年2月25日，霍获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颁奖典礼在翌日晚上八点至十点在央视一台播出。
霍英东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年轻时就有为国家做事的志向、激情和胆略。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1979年，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83年，他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合作兴建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开始试营业，成为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好评。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殚精竭虑，作出了突出贡献。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7月开始，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委会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频繁奔波于香港与北京之间，出席或主持有关会议活动，听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参与制订各种方案和政策。他多次公开表示，在中央关怀和正确政策指引下，在香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相信未来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定会把香港建设得更好。他的真知灼见和赤诚爱国之心，感染了广大香港民众，坚定了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信心。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一如既往地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他积极投身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长期致力于香港繁荣稳定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