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挺

张挺，1922年9月11日(农历七月二十)出生在晋北名镇--忻县东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书田，又名文同，肄业于山西大学，后出任忻县曹村高级小学校长。良好的家庭教育，陶冶出他勤奋向上的优良品质。7岁始，张挺在东楼村上小学，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曹村高小。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当时，学校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叫常笑仙，经常讲国破家亡、东北人民在铁蹄践踏下的悲惨情景，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当讲到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同学们又精神振奋，恨不得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潮流中。在常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少年张挺对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有了初步认识。他和同学们自发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经常出入于城里城外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救国会"在当时的群众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为了抗日救国，就必须好好学习，才能为国出力。"张挺把常老师的话时刻记在心中，他的学习更加努力，高小毕业后参加全县会考，获得第一名成绩，他的名字登上当时的《山西日报》，曾轰动忻县教育界。
1937年2月，张挺考入山西省立忻县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目睹了八路军的风采，产生了参加八路军的强烈愿望。至"七·七"事变后，学校被迫停课。八月的一天，八路军115师的宣传队来到忻县中学，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人民参加抗日。张挺当时15岁，看到纪律严明的八路军，又联想到军纪涣散的晋绥军。他认为，只有参加八路军，才能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心愿。于是，他只身来到太原。
在太原，张挺结识了一位名叫张维汉的长者。张维汉知道他有抗日的抱负，就给他讲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把国共合作，日本必败的道理讲得生动精辟。张维汉还给他讲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并赠送他许多书籍，如：《苏俄十月革命》等。最后，又是张维汉亲自把他送到了革命队伍。这是1937年10月的一天，张挺与徐普济(现名徐石)等一同来到八路军的兵站报名。
参军后经过短期培训，张挺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686团三营十连做文书，当时的连长为李元德，指导员为王六生。在开拨之前，部队同意张挺向家人辞行。当父亲看到一身戎装的儿子时甚为高兴。张维汉则勉励他"勇敢战斗，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他把名字由"张王廷 "改为"张挺"，表示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也一定要挺然屹立，永往直前。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后，疯狂的日军攻占太原并南下，很快侵入临汾一带，直至风陵渡。为了保卫陕北根据地，我八路军115师主力343旅686团开赴吕梁山区，阻击西犯之敌。部队在午城、井沟、白儿沟三战三捷，重挫顽敌，极大地鼓舞了晋西人民的抗日斗志。张挺也在一次次战斗过程中受到了锻炼，他作为连里的文书非常的忙。当时的战士大部分是农民，不识字，张挺负责给大家上文化课，给战士们写信，帮助事务长记帐。同志们很欣赏这一个年轻的战士，很敬重他的才干。随即，张挺到师供给部任上士文书。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辟山东抗日战场。参军仅一年的张挺，随部队昼夜行军，翻介山、越同蒲、过太行，战胜风雪严寒，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鲁南地区。途中，在抗日前线的太行山常村，张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山东后，他连续参加了抱犊崮、天宝山区和费县等地区的许多次战斗。
1940年，张挺任115师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1941年冬，日伪军纠集5万多人向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在一次战斗中转移，张挺突患重病高烧不退，只好留在蒙山深处的一个山洞里。在战友和老乡们的照料下，他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一个多月后，病体逐渐康复，终于重返前线。
1942年，组织上交给张挺一项新的任务--任命他为政治指导员，创办敌后兵工厂。张挺的军工生涯从此开始，他刚刚20岁，连兵工厂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一无技术，二无人才，三无机器，四无材料，张挺在军工科长吴云清领导下，同厂长金子良多方设法：招聘了一些城市回乡技工；请有经验的鞭炮师傅教火药配制。他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手榴弹、地雷、枪榴弹，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这个兵工厂后来为山东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曾受到罗荣桓政委表扬。1944年，张挺调山东滨海二军分区和二师后勤处，先后任组织干事、政委，参加了光复鲁南重镇的临沂战役。
抗战胜利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建立新中国，我党决定实行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张挺奉命带领一支分队越过胶济路，经龙口上船过海，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到安东(今丹东)向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报到。肖华政委当即交给张挺一项任务，让他担任辽东新开岭兵工总厂厂长兼政委。1946年底，国民党部队进入辽东，兵工总厂转移到长白山区。那时，敌人凭借先进武器固守地下堡垒，我军攻坚受阻伤亡很大。辽东军区胡奇才副司令员传达司令部命令："尽快研制新型爆破弹攻克敌垒。"张挺受命，立即返厂组织并亲自参加研制。前方在等待，兵工厂争分夺秒，终于研制出爆破弹，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在向前推进，辽东兵工总厂新式武器弹药的研制一天也没有停止。1948年的一天，张挺在组织一次新型武器试验中不幸负重伤，头部和肺部被炸伤，至今头部仍留有弹片，后来被国家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张挺为东北解放付出了血的代价，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表彰张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大功章和艰苦奋斗奖章各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工史也为他写下了不朽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张挺领导的兵工厂走出长白山迁至吉林市，成为国家大型兵工厂--东北军工部第41厂(后改名为524厂)，他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又被选为吉林市委委员。随即，他领导工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从1945年到1959年，张挺为解放东北、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东北工作战斗十五年。
1963年2月，为加快我国无线电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决定组建无线电工业部，对外称第四机械工业部。由王诤同志任部长、刘寅同志任常务副部长牵头，干部主要从三机部抽调。张挺当时为三机部计划司副司长，刘寅同志找到他说：组建四机部需要一部分同志，我想调你任计划司司长。这样，张挺便出任第四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与共和国电子工业的计划管理结缘，从1963年到1977年，一干又是十五年。
从1963年到1965年的两年中，张挺单独或陪同部领导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全国各地考查落实，规划出近百个电子工厂，以后直到1977年，在长达15年的岁月中，张挺作为四机部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曾先后深入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实地考察调研。他根据中央和部党组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战略方针，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做出合理的布局和计划。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造反派"的残酷打击，张挺的党性和历史责任感始终没有动摇。寻找一切机会与老同志们商讨电子工业发展大计。当时是计划经济，计划工作是重中之重，一时一刻都不能停止。特别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电子工业要"天下为公、两个积极性，统筹安排，军民兼顾"。这给予电子工业战线巨大鼓舞，许多干部职工在动乱中依然坚守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十年"文革"，电子工业在曲折中依然有所发展。
1982年3月，张挺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是一个高科技部门，下属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和一大批科研院所，共有一百多万干部职工，管理全国的雷达、通信广播电视设施、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工业等部门。张挺走上部长领导岗位，主要是缘于他的勤奋好学和虚心实在。由于早年参军，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他，曾自学完成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的全部课程，随后又在吉林省委党校高干班学习。他重视调查研究，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探索电子工业发展的规律。他在主持制定电子工业长远规划中，曾对发展我国电子工业提出过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均得到当时部领导采纳。
其实，张挺早在1977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即已开始着手抓调整转变，使电子工业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在1983年的电子工业工作会议上，张挺代表部党组明确提出电子工业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确保国防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和把电子技术应用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以大规模集成电路、新一代军事电子装备和电子计算机为重点。以改革创新、搞活经济和科学进步为动力，全面开创电子工业发展新局面。
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电子工业结束了停滞徘徊局面。1984年，张挺离开电子工业部部长岗位，担任部里的顾问，列席部党组会议，并分管财务、老干部等项工作。他先后协助江泽民同志、李铁映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张挺曾主编大型史书《当代中国电子工业》、《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电子军工史》等多部文献，并担任《电子工业五十年》一书的顾问。这些典籍全面叙述了新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指导和借鉴作用。
从1988年到1998年，张挺连续被选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10年中，他积极参加国家的立法、执法监督以及重大政策讨论。共参加60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100多部法律。
十年中，张挺在人大会议就有关法律的讨论以及就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等发言达105次，每次的发言都刊登在人大会议《简报》上。1989年3月，张挺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制定交通安全法的建议》，他列举了几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分析事故发生的人为原因和造成的恶劣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尽快起草交通安全法草案，报经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后出台，以立法形式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1年8月，张挺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参加审议《教师法》(草案)。他赞成通过这个法律，认为制定《教师法》关系到培养造就接班人，建议进一步充实内容以便实施。
第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农业法》草案时，张挺发言认为："农业基本法改名为农业法更为合适，建议尽快出台。"同时，他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其一、建议在总则中加上"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内容。其二、关于农业投入。建议第44条增加"属于重点生产资料工业，国家应重点投入"的内容。
张挺更为关注国家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他先后5次率人大检查组赴各地调查，并向全国人大提出调查(视察)报告。1990年7月，张挺作为人大外委会调查组的成员，赴新疆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实施情况；1991年7月底至8月初，张挺同符浩、蔡子民等委员组成全国人大外委会检查组到大连、烟台、青岛三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并于9月向全国人大提出检查报告。以后，他又同李西铭副委员长赴上海、福建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陪同廖汉生副委员长对南京、镇江、扬州、南通、张家港等长江口岸进行执法检查；1997年10月，他同周觉、邱晴、林虎组成人大外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浙江、福建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的执行情况。这时他已76岁高龄，日程安排得很紧，开座谈会听汇报，又要参加起草调查报告。他总是字斟句酌，认真地推敲分析，务使报告的内容详实，既指出问题的所在，又提出进一步改进意见。
在全国人大期间，张挺参加了中央组织的10个调查组，三次到各地、各部委检查反腐败斗争情况。第一次是1989年12月到陕西、浙江两省调查反腐败、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第二次是到山西、上海检查反腐败、廉政建设情况；第三次是在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劳动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调查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情况。此外，张挺还参加全国人大调查组，先后考察了山西的农业，晋西北贫困地区和山西省阳泉市。又对海南省的农业，广东、福建两省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过考察。
张挺十分关注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先后向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13份建议、议案，做了22次重要发言，同时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14份报告。这些建议、议案、发言、报告涉及到国民经济诸多重要行业。如《关于改革电信管理体制加快发展我国通信建设的建议》；《要把发展电子工业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发言；《关于开发、改造、振兴北京东郊电子工业老基地的建议》；《关于推动科技进步，发展新兴工业的建议》；《关于立足民族工业发展，加快我国通信建设的建议》等。其中，《关于立足民族工业发展，加快我国通信建设的建议》、《关于改革电信管理体制加快发展我国通信建设的建议》，分别同42名和57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张挺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奔走呼吁，对发展地方经济也同样寄予殷切期望。如《关于山西黄河滩涂开发的建议》、《关于开发山西忻州禹王洞一线旅游区的建议》等。他的报告和发言涉及面很广，包括关于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骨干作用，关于处理三线军工企业，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关于扶贫工作问题，关于清理整顿公司问题，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等等。其中，他写的《关于闽粤电子工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看过后批示："此报告很好。这是一步战略性棋子。九十年代的规划应有安排。"
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委员，张挺曾于1989和1992年两次访问了捷克、南斯拉夫、波兰、俄罗斯等东欧四国。1990年出访美国，1995年访问泰国，1997年访问韩国。其中1990年访问美国，是在中国平息"89政治风波"之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全国人大派出以曾涛为团长、张挺、董寅初等同志为成员的访问团，同美国议会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外交斗争。同时向同情支持我国政府立场的美国朋友讲明了事实真相，使两国议会加深了了解。这是一次负有重大使命的出访，张挺和访问团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全国人大，张挺还数十次担负外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接待任务。其中有欧美发达国家代表团，也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有与我国友好的，也不乏对我国持有偏见的。张挺针对不同的情况，总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本着求同存异、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目的，开展积极外交。1993年4月，泰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张挺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全程陪同，先后到西安、南京、扬州等地访问参观，他已70多岁，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
张挺作为全国人大山西代表团成员，十分关心山西的经济发展。1989年10月，张挺率人大视察组回到山西实地考察了山西的农业、工业、惩治腐败以及清理整顿公司等情况。历时半个月，他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促膝座谈。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他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近5000字的调查报告，受到全国人大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2年2月，张挺视察了山西省阳泉市，听取了市、县人大政府负责同志就阳泉市的煤炭生产、农业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情况汇报。深入基层到田间地头开座谈会，在一线群众中调查，回京后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调查报告。1993年秋，张挺不顾年事已高，又到晋西北5个贫困县实地考察历时28天。他曾到山庄窝铺访贫问苦了解实际情况，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加快晋西北经济开发的步子。此外，张挺同志还抽暇于1988年、1993年、1997年、1999年先后四次回到故乡忻州市视察。他曾走访市开发区，又深入村镇、企业、学校，看了纺织厂、制药厂、面粉厂、甜玉米加工厂以及农村的蔬菜大棚。目睹家乡的变化，老人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忻州不仅要发展农业，更要发展工业和高新技术，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
张挺说："我是全国人大的山西代表，为家乡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是应该的。"历年中，他为山西省做了很多的实事。先是为解决从太行山麓搬迁到太原的8家电子企业存在的困难，曾多次找国家计委、电子部协商达到解决。1993年3月，为开发山西的旅游业，张挺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开发忻州禹王洞一线旅游区的建议》，呼吁国家扶持把"禹王洞-五台山"作为重点旅游热线进行开发。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在国家和山西省的共同努力下，五台山已成为国家重点旅游区。1990年3月，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张挺提出了《关于山西黄河滩涂开发的建议》，呼吁将滹沱河滩涂开发列入国家计划项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财政部和农业部的答复。张挺为山西的发展，为家乡父老能够过上好日子热心出力，他赢得了父老乡亲的崇敬与爱戴。
2018年11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