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文

1934年夏，董启文与二弟在四川省使用合法身份，考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学兵总队化学兵队（化学兵学校）。董启文除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还积极学习英文、德文，在化学兵学校广交朋友，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1935年初，他联合进步同学，如四川籍的傅狂波（建国后任解放军炮兵7师副师长）、刘光沛、二弟董启强等，创建并领导了秘密革命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分析时局，传播革命思想，继续多方寻找党的组织。1936年，终于同中国共产党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简称浙南委员会）接上了关系。浙南委员会在书记叶挺鹏领导下，在温州的瑞（安）平（阳）边形成了纵横几十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中共浙南委员会要求董启文从化学兵学校进步学生中派一批青年军事干部，到浙南参见游击战争。董启文在化学兵学校学习了现代军事，又参加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长城抗战，但没有参加过游击战。而董启文没有任何犹豫，认为这是为党为工作的好机会，立刻开始组织工作。1936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由董启文率领8名同志，借假日外出旅游的机会，成功地从南京化学兵学校开了“小差”，化装到达上海。这时，中共浙南委员会与中共上海特科接上了组织关系，受到中共驻沪代表冯雪峰的肯定。上海的党组织安排董启文、傅狂波、张炽昌、王太然等四位同志赴浙南参加红军游击队 [2]  ，安排另外四位同志（包括二弟董启强）赴陕北参加革命。这么做也有一个原因是赴延安的路费不足，只能送4个人先走，其他人去浙南先参加红军游击队。

董启文、傅狂波、张炽昌、王太然等四位青年军事干部到达浙南后，即被派往温州以南的平阳、瑞安县边缘山区（简称“平瑞边”），与叶挺鹏、黄先河、郑海啸等中共浙南委员会等同志一起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平瑞边红军游击队。董启文担任了中共浙南委员会副书记、军委副主席，负责平瑞边红军游击队作战指挥。平阳县北港一带是这支平瑞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游击根据地，国民党的北港区政府及保安团一个连130余人盘踞在北港区水头镇，与游击队为敌。伪区长楼钟声是地方上的封建恶霸，上任数月，横征暴敛，疯狂“剿共”，残酷报复、杀害共产党员和被俘红军战士及无辜农民与青年学生等100多人。人民群众对此切齿痛恨，称他为“杀人魔王”。然而，红军游击队只有40多人，枪支不齐，弹药缺乏，保安团对它威胁甚大。因此，浙南委员会决定拔除伪区政府这颗“钉子”，消灭这支反动武装，严惩首恶楼钟声。这是一次关键的战斗，由中共浙南临委书记叶挺鹏，副书记董启文，特委委员组织部长何畏（黄先河）及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等领导人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策划，考虑到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打法，声东击西，牵制敌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1937年1月的一天夜晚，在董启文的统一指挥下，平瑞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共70余人分兵两路，向水头镇伪区公所进军。红军战士每人头围白毛巾做识别标志。董启文直接指挥的一个分队，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作向导。夜11时，部队到达水头镇近郊三桥头。游击队战士按照董启文的部署，分成四路战斗队形，跟随郑海啸在稻田中匍匐前进，旋即到达伪区公所的石砌后墙。“杀人魔王”楼钟声惧怕红军游击队的袭击，事先在石砌后墙里，又修了一道后门，高约两米，宽一米，还装上了木板门。郑海啸悄悄告诉董启文说：“这就是楼钟声的卧室，这扇门是楼钟声准备在紧急关头逃命的暗道。”这时，另一路红军游击队员已在敌区保卫团的前门打响，董启文立即举枪响楼钟声卧室后面的木板门猛烈射击，紧接着红军的四个战斗小组蜂拥破门而入，董启文敏捷地向正在持枪顽抗的楼钟声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击毙了这个“杀人魔王”。这次战斗，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俘敌官兵40余人，缴获敌人的全部枪支弹药，大振了游击队士气军威。

楼钟声被红军击毙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水头镇。一批又一批群众团团围住红军游击队，赞扬红军战士为民除害。在董启文率领红军战士撤出水头镇时，许多群众帮助红军在全镇各处张贴抗日救国纲领的布告，红军保护工商业的布告，以及红军宣布楼钟声的罪行和宣判死刑的布告。

接着，董启文又率部粉碎了当地的王粹雅股匪，奇袭了宜山岔宫的保卫团，影响较大。从此，浙南游击区的形式大有好转，武装力量迅速扩大。此时，董启文担任平瑞边区红军的司令员。这之后，他们与浙南苏区主力红军武装配合，连续袭击敌人获胜，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1936年8月，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与中共浙南特委接上关系，接受浙南特委领导。浙南特委与由此与上海特科及党中央接上关系。平瑞边区红军游击队也成为浙南红军的一部分。

1937年5月7日，吴毓、董启文、陈铁军等三人奉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指示，代表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主任公署刘建绪的代表邓讱，在山门畴溪小学（现为山门小学）举行第一次和平谈判，与国民党当局意图吞并我浙南红军部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吴毓为谈判负责人，董启文是以参谋身份顶替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出任谈判代表 [3]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全国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董启文奉党组织命令离开浙南苏区，经上海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同从南京军政部学兵总队奔赴浙南红军的傅狂波留了下来，随浙南红军编入新四军，任第2支队新3团参谋长，新四军第6师16旅46团参谋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野特种兵纵队。而董启文在延安学习工作八年之久，渡过了整个抗战时期。

他首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二大队四队学习。四队是培训红军领导干部的高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党组织决定从四队毕业学员中选拔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加强抗大的教学力量。董启文毕业后留在抗大任教。1938年4月，抗大四期四大队在延河之滨的清凉山成立。董启文被调到四大队六队（女学员队）任政治军事教员。1938年冬，又调他到延安东郊柳树甸的抗大五期职工大队任政治军事教员。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在上海、南京、浙江、武汉、四川等地的社会关系，动员大量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来这些同志成为各条战线上党的中坚干部。当时，董启文与二弟董启强、二妹董启纲、三弟董启勋、四弟董启昭都在延安投身革命，以“延安五董”之称在当时传为美谈 [4]  ；他们的大姐董启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

董启文到抗大任教后，在实际工作锻炼中不断进步，很快适应教学要求，成为一名政治、军事理论兼备而显露才华的教师。他克服困难，相继开讲全部四门政治主课和部分军事课程，担负了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不畏艰辛，刻苦钻研，深入学员中调查研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与同事切磋，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讲课，耐心细致的辅导，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受学员欢迎，也得到当时著名革命前辈学者张庆孚，刘鼎，艾思奇，王学文，张如心等人的好评。他还受到队部，大队部的表扬，并于1938年底被评选为党的积极分子、优秀教员、出席抗大全校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学校的表彰。

这时，董启文只有24岁，风华正茂，体格健壮，气宇轩昂，一对深邃的眼睛放射着透人心扉的亲切光芒。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在青少年时代，每天早上5时起床，坚持跑步，翻双杠，同在延安的弟弟妹妹们打网球。在陕北，夏天，他畅游延河，冬天在延河上溜冰，甚至在冰窟窿里洗澡。他驰聘球场，是抗大篮球校队的一员猛将，他还熟练的掌握了田径，马术运动技能。当时的延安，是青年人的世界，由于董启文性格豪放，喜欢广交朋友，助人为乐，许多年轻人都喜欢和接近他，并且亲切地称他为“老董”。当时在抗大学习的任锐、孙维世母女，年仅17岁的孙维世对董启文有了朦胧的感情。不过孙维世的母亲任锐觉得董启文只是个教员所以不太同意。

1939年春，董启文被选调到党中央举办的马列学院第三班学习深造。1941年夏，他从马列学院被选拔到延安军政学院教务处工作。该学院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培训我军团级以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等学院。他不负党的期望，工作卓有成绩。同时，他结合工作自学研究了克劳塞韦茨的战争论要点，孙子兵法要旨在现代作战中的应用理论，毛泽东论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战略与战术在对付现代化装备优势敌人的实战运用，以及政治工作对我军队的保证作用等军事政治理论。

1942年冬，军政学院同中央党校合并，董启文又调至培训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3年，中央党校开展“审干”运动，因董启文在南京国民党军政部化学兵学校时，向德国纳粹政权派来的军事顾问教官学习过德语，有过交往；他自浙南到延安时，没有及时转接党的关系；他不是工农出身，父亲是旧军官、官僚、工商地主成分等等，被人怀疑诬陷，打成“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受到隔离审查。周恩来副主席认识董启文；毛泽东下达了九点指示，大多数人都平反了，可是董启文仍然特嫌，处于监视审查中。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脸上仍然挂着微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了解他的。

1946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派董启文带领一个约30人干部队赴东北。到哈尔滨的中共东北局组织部交接了干部队后，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分配董启文到绥化的六纵队教导团任军事教员，“特嫌”的帽子仍然影响他不能分配实职上前线。

1947年冬末初春，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英勇作战及整军训练，扭转了战争主动权，力量大为增强，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东北民主联军的负责人同董启文谈话，希望他留在总部领导机关工作。三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董启文，坚决要求到一线部队基层去。1947年6月，董启文被调到六纵十八师五十四团任副参谋长。当时，该部正在东满整训休整。他到部队后，随即投入部队的整训工作。他作风深入，密切联系基层干部，与士兵同甘共苦，解决若干征询实际问题，为反攻作战作了充分准备。在夏季练兵中，他教练有方，使部队素质有明显提高。同志们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好参谋长”，十八师师长阎捷三称赞他是全市表现很好的一名团参谋长。

1947年东北战场冬季攻势他协助团长指挥部队，在攻击沈阳以北各据点守敌的战斗中、在公主屯围歼国民党新五军的战斗中，均取得胜利，表现了突出的组织指挥才能。

1948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团随十八师挺进南满作战，参加了辽（阳）鞍（山）战役之解放鞍山市的战斗。2月19日，东北人民军以四纵队的三个师，六纵队的两个师（十七师、十八师），总部一个炮兵师和辽南独立一师共7个师的兵力，在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的统一指挥下，向鞍山国民党守敌发起合围总攻，战斗异常激烈。六纵十八师担任鞍山市以西的攻击战，董启文率部攻打鞍山市郊宋三台子时，遇到敌人暗火力点的阻击，部队伤亡较大。董启文心急如焚，策马奔向前沿阵地，跳下战马，观察敌情，不幸踏中一颗敌人埋设的地雷，随着一声轰响，他扑倒在地，但很快又爬起来，把炸出的肠子塞进腹腔，还要坚持继续指挥战斗。战士们急忙将他抢救下来，并送往后方医院治疗。途中，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看来我去向马克思报到还不好交差哩……还没有把我们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好兄弟，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将由你们去……”话未说完，便英勇牺牲，时年34岁。他阵亡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团，指战员义愤填膺，高呼着复仇杀敌的口号，英勇战斗，猛打猛冲，于2月20日攻克宋三台子和敌军若干据点，与兄弟部队会师后，直捣鞍山，围歼国民党守敌1.3万人，在攻占鞍山制钢厂时，五十四团就俘虏2000余人，解放了鞍山市。董启文壮烈牺牲，证明了他是一块好钢好男儿，用生命的壮烈牺牲来证明他的政治生命的清白。他在出师征途中，曾给哈尔滨战友、亲人写信说，他早下定了决心“黄河一去不复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惜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祖国东北的辽宁省海城市腾鳖镇周正村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董启文等200多位为解放鞍山市光荣牺牲的六纵烈士。 2011年，董启文的三弟董启勋前往鞍山，把董启文的遗体棺木从周正村迁入鞍山市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