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人物简介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之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并指挥长征。西安事变中，他代表中共中央与中国国民党签订合约，共同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共双方军事与政治调停，战争结束后，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并代表中共进行北平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49年至1954年间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他还兼任外交部部长。此外，他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生平经历
早期学生生涯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而特别免除其学杂费，这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青年时的周恩来相貌英俊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期间相识了以后的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学习。1919年4月，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给南开同学张鸿诰。9月8日，周恩来注册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学号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即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9月16日组织成立觉悟社，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详见词条伍豪事件）。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校方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的学籍。为此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在巴黎结识也是勤工俭学之四川人邓小平，成为终生好友及革命伙伴。
投身革命
在旅欧的岁月中，年轻的周恩来就表现出卓越的政治领导天赋和强烈的政治倾向。1921年3月，他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一说是吴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与国内的其他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执行部部长王京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由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与蒋介石等一起组织领导了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入城。同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来与张国焘、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锄奸、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特科三科（俗称“红队”、“打狗队”）负责暗杀活动[63]，也被称为“伍豪之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兼三科科长顾顺章变节供出了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后，顾家九人被特科暗杀，即“爱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中共领导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国民党杀害，周恩来、陈赓等人亦设法暗杀白鑫。
第一次国共战争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周恩来主持，史称宁都会议，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局领导以临时中央的行动方针为依据，批判毛泽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前方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的建议。最后经周恩来折冲，通过留毛泽东在前方辅助周恩来指挥的决议。但毛执意离开前方，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大胜。毛泽东在后方遭遇冷落两年之久，后来掌权后反复提及此事。周恩来在1972年遭斗争时曾反复检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同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上海到达瑞金，任军事顾问。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遂完全依靠李德进行军事指挥，由于军事战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严重困境，中共中央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统筹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史称“老三人团”。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目前中共官方历史统一的说法是，“三人团”受到所谓王明“左倾”路线影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批评，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折损过半，周恩来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对毛泽东重掌军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遵义会议增选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党和红军的决策；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为由朱德、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但不久周恩来即罹患重病，毛泽东遂逐渐取代周恩来负责指挥。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9月，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红军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省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书记、副书记（书记王明），南方局书记，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抗日战争及国共第二次内战
抗战期间，周恩来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担当国共之间的党务交涉工作。周恩来同时主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宣传中共主张。
1938年，周恩来同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作为与教条主义相唱和的经验主义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一起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途中江青所骑骡子在过小沟时惊吓了周恩来的坐骑，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事后蒋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疗（接到乌鲁木齐后由苏联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苏联期间，周恩来除了向苏联与共产国际方面汇报工作外，也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些资助。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国民党军队的做法表示抗议。同年，中条山战役国军失败后，重庆《大公报》指责中共军队在山西招兵买马，游而不击，周恩来撰文谴责，后《大公报》将此文章一并发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指责周恩来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并且犯有与胡宗南交涉不当等过失，周恩来被迫认错并多次公开检查。此段时间，因周恩来曾与王明共事，而被毛泽东、刘少奇等定为“经验宗派代表”和“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受严厉批判斗争，周被迫承认“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泽东”、“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1944年1月毛泽东连续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8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关系缓和，周恩来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庆谈判直接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此后，周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委员会”，下辖“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目的是禁止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以及谈判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协议。
1946年11月，由于在军队国家化和新政府组成等问题中双方意见分歧无法调和，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来则跟随毛泽东在陕北转战。1948年11月，中共部队展开战略反攻，周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和毛泽东一同领导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由于林彪在东北战事中的杰出表现，并在辽沈战役后，迅速进入山海关并攻占天津，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对北平进行包围。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时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49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周恩来被迫作检讨。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60年至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49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1955年，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不过周恩来仍然坚持赴会，并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最终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
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国的接洽也在暗处进行，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同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11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他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副主席（十届）、国务院总理，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等职务。1966年，周恩来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67年，周恩来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而杨成武则认为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和领导者并主持了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的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与康生跟随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1971年春天，毛泽东全面发动了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林裂痕越来越大的时候，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为知情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
1972年周恩来在医疗检查中发现膀胱癌。1973年中共十大，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议江青进入常委，遭毛泽东反对。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的名义，发动了对周恩来的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1974年，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的“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未能打倒周恩来。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叶剑英成功组阁，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邓小平处理。
1975年冬天，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并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周恩来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官方和民间存在诸多争议。官方叙述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大批老干部。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103]。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大树江青，协助毛泽东处理刘少奇和林彪，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对陈再道拳打脚踢，是文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下旬发表一次对党内干部的讲话，要求保持晚节，“晚节不保，一笔勾销”。为此，周恩来专门以瞿秋白的狱中自白书为例，指责瞿秋白晚节不保，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 几天之后，红卫兵砸毁了瞿秋白的坟墓，全国掀起了砸毁坟墓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使王洪文,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尽管国内政治情势混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仍然卓有成效。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971年7月9日、10月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中美关系改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晚年与纪念活动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术；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后始办追悼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仪式。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已经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0月7日，周恩来还不忘提醒杨度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邓小平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1976年1月7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临终遗言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因病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逝世，享年78岁。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一共做了13次手术。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整个会议在一种极其悲伤和庄穆的气氛中进行。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但是普通百姓其实送不了那么大的花圈。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直接导致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

成就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组织领导
“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 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人物语录
1.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2.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4 。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
3.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4.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5.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6.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7.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8.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9.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10.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
11.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12.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
14.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15.我们国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16.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17.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是老实人才能经得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18.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以后，不要气馁。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现实有了理想的指导才有前途，反过来也必须从现实的努力中才能实现理想。
20.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把自己摆在劳苦大众一起，要能够吃得起苦。因为我们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吃苦中得来的。
人物轶事
作为外交部长的周恩来 ，经常在外交场合上妙语连珠。有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就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道：“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恩来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此外，曾有西方记者问他：“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周恩来回答道：“有，在台湾。”还有一次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恩来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产派克笔，说道：“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恩来笑道：“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1972年，尼克松夫妇访华午宴时，每人面前摆放一盒“熊猫”牌香烟，尼克松夫人帕特对此赞不绝口。周恩来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此后，中国的一对雌雄大熊猫被送到美国国家动物园，成为了中美两国友好标志。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受到了此后诸多方面的质疑。譬如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文革红卫兵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扬言要捉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与红卫兵对峙，并说道“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而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十万群众批判陈毅等二月逆流大会上，周恩来则高度赞扬江青，称赞“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最后喊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的口号。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周恩来发言高度赞扬林彪，称赞“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周恩来的表现在各种文献中亦多有不同解释。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弓单，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人物纪念
周恩来纪念馆于1988年3月在周恩来故乡江苏省淮安市兴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对外开放。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和周恩来铜像广场。周恩来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题写。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楚州区桃花垠，整个馆区由两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70%为水面，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在纪念馆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有瞻仰台、纪念馆主馆、附馆、周恩来铜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念性建筑。此外，还有岚山诗碑、海棠林、海棠路、樱花路、五龙亭、怀恩亭、西厅观鱼等景点。周恩来纪念馆馆区平面图呈等腰梯形，俯瞰全景，纪念岛和三个人工湖构成汉字忠字形。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齐康总设计。设计曾获国家设计大奖，工程质量获国家建筑最高奖——特别鲁班奖。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崇高威望，独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丰富的馆藏文物，优美的馆区环境，规范的管理服务，使周恩来纪念馆成为周恩来故乡淮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成为江苏省和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旅游胜地。开馆以来,周恩来纪念馆每年接待中外观众近100万人次，免费和优惠接待青少年学生团体和军人50万人次，1995年被中国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1996年被中国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1997年被中国人事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1998年被中宣部确定并公布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9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单位；2000年被命名为江苏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主馆分为三层，一层展厅共分八个部分，通过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和珍贵的文物图片以及5台电视显示屏，展现了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二层瞻仰厅置放着周恩来坐像。这尊汉白玉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展现的是周恩来总理手握长卷，微笑凝视着前方的伟人形象。 纪念馆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观景台，它由廊厅和两座高达16米的剑碑组成，象征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从这里乘游艇，可直达周恩来故居。整个馆区由两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70%为水面，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在纪念馆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有瞻仰台、纪念馆主馆、附馆、周恩来铜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念性建筑。此外，还有岚山诗碑、海棠林、海棠路、樱花路、五龙亭、怀恩亭、西厅观鱼等景点。
人物评价
社会评价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 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 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各界评价
外国朋友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与名人会晤(14)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6、苏联前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7、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8、苏联前外交部长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9、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在国内也同样，要是能多几个像周总理这样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员，国家就会很好了。
10、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1、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中国人民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party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后题词：“全party楷模”。
5、毛泽东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泽东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7、文革中极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来时，毛泽东又说：“周总理打倒了，哪谁来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反周民必反。”
8、国民party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9、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员。”
10、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11、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2、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13.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盛赞周恩来：
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
国民party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一个作者：记得著名影星秦怡被关起来后，孩子在家没有人管.有一天总理从他家门前过，偶然看到秦怡的孩子，一问才知道这回事，他马上指示手下办事人员与相关部门联系，给孩子安排个地方.秦怡出来后，感动不已，她没有想到一国总理居然关心到这样的小事。
人民的事，没有小事，我们的总理心里全是人民，所以在在处处会体现出他的关爱，这于他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LIFE》杂志的拍摄(14)我们这代人经过了文化革命，又经过了文化革命的反思，我们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好人，好总理。我不指望一些年轻人一下子理解他，但希望大家多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再进行认真的比较，我相信任何一下有带有偏见的人都会最终承认周总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集智慧，风采，操行，才干于一身的少见的完人。
联合国
周总理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没有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