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大病一场
然而这时,辛亥革命发生了。连横精神为之一振,心中充满希望。位于台南公园的连横铜像1912年,35岁的连横第四次前往大陆,行前以家事嘱托沈夫人,做了义无反顾的准备。他取道日本到上海,每日与聚集在那里的悲歌慷慨之士、翰墨词林之客往来,抵掌而谈天下事,纵笔为文,评论当时得失,意气轩昂。1913年春,连横为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来到北京。不久周游全国各地。他先出居庸关,入张家口,穿大境门,至阴山之麓而返。然后沿京汉路南下,过邯郸,临广武,登大别山禹王宫,升武昌黄鹤楼。顺流而下,游览沿江各地。入秋后,更渡黄海,历辽沈,观觉罗氏之故墟,寻旧俄之战迹,最后来到吉林,先后任事于当地两家报纸。
连横此次出关,本是为了实现他多年来一直萦绕梦中的“弃儒酬壮志,今日有经童”的理想,但关外的风气同样不能使他振作,很快他就感到“剑气箫心一例消”。那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民国之初带来的光明前景已逐渐暗淡。次年春天,他上书北京清史馆,自请修撰华侨志,不久接到馆长赵尔巽的聘书,再次来到北京。他朝夕与一群逊清遗老相对,心情并不愉快,但借机阅读了清室有关台湾的全部档案,这对他编写《台湾通史》带来莫大帮助。不久,便以老母在堂,少妇在室,驰书促归为由辞去馆职,于1914年冬回到台湾。
撰写通史
连横倦游归来,再入《台南新报》。次年,慈母见背。不久,移居台北。从此他便专心从事《台湾通史》的撰拟。他呕心沥血,辛劳五年,1918年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1920年,《台湾通史》上、中册在台北相继出版。次年,下册也随之付梓。连横以他无比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毕生的宿愿,又及身看到它的刊布,终于有以安慰先人了。他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在完成《台湾通史》这本著作以後,连横於1919年移居台北,受雇於华南银行的发起人,板桥林家的林熊徵,帮忙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往返的文牍(林元辉 1998,7)。1923年,连横与夫人一起同游日本。1926年,连横又举家移居杭州一年,1927年回到台湾(连震东 1962)。
晚年生活
连横在回到台北以後,与友人黄潘万合开了一家书店,店名叫做雅堂书局。该书店标榜不卖日文书籍文具,但却又代理台湾总督府采购有关南方资料的汉文书籍业务,而成为御用书店(林元辉 1998,8)。该书店在两年後就因经营不善而关闭(连震东 1962年)。
1936年春,连横在沪患肝病,6月28日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嘱咐连震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后不到二月,震东诞子,因名之为“战”。
个人著作
连横一生著作甚丰,但生前出版的仅两种,《台湾通史》即其一。连横修撰台湾历史的愿望发端于他13岁那年。当时,其父连永昌有感于山雨欲来,似怀着未雨绸缪之思想,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诉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乙未割台后,连横看到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弃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他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穷十年之力而终告竣事。
《台湾通史》
为文言纪传体史书,略仿司马迁《史记》之法,凡36卷,为纪4、志24、传60,共88篇,都60万余言(表则附于诸志之末,图则见于各卷之首,这是作者的创举),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
《台湾通史》杀青,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日本人士大惊。原来日据台湾之后,为了了解和治理台湾,早想编写一部台湾历史,并在总督府下设置了专门机构,但因为作之不易,积久不能成事。连横之书一出,日人立即为其才学倾倒,虽然他们甚不满于连横的立场,但此书也正因他们需要,于是两代总督为之题词。此书一出,全岛风行,督府当局自觉才力难匹,从此再没有出版类似著作。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台湾通史》当时未获在大陆发行。连横的知音章太炎读后叹为“必传之作”。直到抗战将要胜利的1945年春,才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重印。上世纪80年代,大陆中华书局新出版了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