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霖, 天津市人，籍贯浙江山阴(今绍兴)。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电机工程系。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特别荣誉级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1951年到1953年负责引进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并参与工厂设计，以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多次参加主持编制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并主持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对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建设做出重要带头及奠基性贡献。在学术与技术方面，对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动向等有创造性成果。获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11年4月17日0时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罗沛霖，即罗霈霖，曾用名罗容思，1913年12月30日生于天津。父亲罗朝汉是我国早期电信界知名的耆宿。他和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在天津设立了天津电报学堂(1904-1934)，这是我国北方最早培养电讯人员的场所。孙洪伊是天津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任大元帅府(广州)内务总长，对当年的国共合作作出过贡献，1922年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孙的上海寓所进行的。罗沛霖的母亲孙云有《梦仙诗画稿》行世。父亲罗朝汉则以墨绘竹兰石及文物鉴赏知名于北京。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家庭，使罗沛霖从小养成了好读书善思考的习惯。他12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1931年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1] 交通大学。罗沛霖选择了交通大学，进入电机工程系，1935年毕业。
青少年时代的罗沛霖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烽火和反动统治下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又受"五四"后思潮和家庭的影响，他从小不满旧社会现状，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时也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好友。钱学森对他说: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这几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1935年自交通大学毕业后，罗沛霖在广西南宁无线电工厂和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参加大型无线电发射机等的设计研制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日军进攻上海，12月南京陷落。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罗沛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同学孙以德(友余)、周建南等的行动影响下，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在西安的林伯渠在征求李强的意见后，接见了他，并接受他去延安。1938年3月进入中央军委第三局，在王诤和李强领导下工作。他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即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任工程师，主持技术和生产工作。
1939年，罗沛霖按党组织决定来到重庆。在此后的九年中，历任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新机电公司、中国兴业公司、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厂重庆分厂及天津无线电厂工程师、设计课课长等职。
从1939年到重庆，到1948年赴美留学，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罗沛霖坚持参与地下党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完成组织委派的任务。董必武决定他留在党外做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徐冰的秘密领导下，和孙友余、周建南等创建了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担任干事。该协进会坚持了团结、抗战与进步的方向，团结了百多位进步的青年科技人员，至皖南事变时被迫停止活动。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在红岩村接见了罗沛霖等三位原青年科技人员协进会的骨干人员，并勉励他们多作知识分子的工作。随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原青年科技人员协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建社，联合热心民主建国的科技人员，合力发展科技事业，推进建国工作。罗沛霖是共同负责的三个常务干事之一。
1947年中，党组织派孙友余向罗沛霖传达: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党组织决定你赴国外实习或留学。在钱学森的建议下，罗沛霖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提出了入学申请。根据罗沛霖的科研业绩反映出来的学识素养，加州理工学院建议他直攻博士学位。1948年9月，罗沛霖只身赴美，他随身携带的仅是党的地下组织资助的500美元。鉴于他的优异成绩，学院给予他本学科最高的奖学金，授予他科尔学者的称号。罗沛霖用了23 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电工、物理和数学专业的特别荣誉衔(magna cum laude)哲学博士学位(1952 年授予)，并当选为美国Sigma Xi荣誉会会员。
1948年留美同学中建立了留美科技人员协会。该协会对动员留美人员回国建设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罗沛霖是该协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是加州理工学院支会的负责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与罗沛霖商量，决定同时返国。罗为此提前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辨，婉谢了导师索伦森教授的挽留，坚持回国。钱学森则遭美政府迫害并被扣押，在5年后才得回国。1950年9月，罗沛霖回到北京。他考虑到自己是受党培养的，结合自己的专长，应当为沟通学术界与产业界而努力。于是他放弃了钱三强建议他去中国科学院的机会而进入了当时正在组建中的电信工业局，任技术处长。1951-1953年，罗沛霖两度独自赴民主德国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1955年兼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第十一研究所主任(所长)。1956年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任电子学组副组长。以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工业管理局及总局副总工程师，并曾兼任科研处处长和科技处处长。
1956年3月，经过近20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罗沛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成立，任科技司副司长。1964年，应古巴政府格瓦拉的要求，我国政府派遣罗沛霖等考察古巴电子和自动化行业，以协助古巴制定发展电子工业规划。以罗沛霖为主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方案，向周恩来总理及电子工业部领导汇报，获得首肯。文化大革命'中，罗沛霖也受到无端的隔离审查。1969年7月，他被下放到河南叶县干校劳动。1972 年，罗沛霖重返电子工业部，继续任科技局副局长。1980年电子工业部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罗沛霖任第一副主任。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计算机学科组组长，电子学科组副组长。
他先后受聘为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等校的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还兼任过云南大学教授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后，受聘为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1994年重建电子工业部后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罗沛霖是创议人之一。他被选为院士和主席团成员。
罗沛霖是第-、二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近年来多次列传于国际传记中心(剑桥)、美国传记学社(ABI)，美国工学学会联合会(AAES)及勃克(Bowker)多种名人录，并被邀请受奖。
罗沛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抗战和革命而工作，并且以刻苦学习在美取得优异成绩。在回国以后，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运用他在技术上宽广深厚不断扩展的知识和精到的见解，依靠更专门的人才，在本职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为新中国的电子工业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信息电子技术发端于电信技术，二次大战前后又覆盖了雷达、电子计算机、电视等专业，基础方面扩大很多，尤以微电子、光技术应用为重要。它的发展速度和影响不断扩大，已成为当代新产业革命的基础。罗沛霖以其敏感深思和博知多识，和正直坦爽、乐于助人的作风，无论在科学规划中还是在学术活动中，都发挥了指导核心作用，成为全国20多年中在信息与电子这个总领域中进行评论和指引方向最富影响力的人之一。在1956年电子被明确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科技工作转入正常的开始时期，社会特别需要评议，指引电子科技发展，他适时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沛霖自1950年进入电信工业局以后，就参与电子工业的决策并负责技术发展。当时的当务之急是为抗美援朝提供骨干无线电台。他以一半的时间驻厂指导设计和生产。
罗沛霖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该厂的主要技术设备是自东德引进的。计划生产十几类，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品类的电子元件。由于产品的品种、工艺、原材料非常繁多、复杂，又要求原材料完全由国内自给，罗沛霖访问了东德几十个工厂、研究所等单位，虚心学习掌握每一种产品、工艺、材料的技术要点，与该国的技术人员合作设计，团结和领导我国科技人员，终于出色地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电子元件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发展和生产配套电子设备打下了基础。
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我国开始了向科学大进军，并进行了通称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工作。这肇始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在这次工作会议中还认识了电子技术在当代世界上，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全面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也是我国电子科学技发展的历史转折点。罗沛霖在这次会议中担负了电子学组副组长，提供了'发展电子学紧急措施'的建议书，还与教育部黄辛白共同拟出电子科学技术培养高等人才建立科系的五年规划。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他回到电子工业部领导机关后，针对学习苏联的重整机(即应用产品)轻基础和建设工厂大而全的问题，向国家计委和电子工业领导，提出了加强元件、器件、材料、工艺、测试仪器、专用设备、教育和理论八项基础和实行专业化的建议，对于电子工业以后逐步沿这个方向稳步前进起了极有意义的作用。
此后，罗沛霖多次参加了我国的科学技术规划工作，探索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见解贡献给国家。1957年，他随聂荣臻率领的政府级科学代表团访问苏联，任电子学和通信顾问。1962年，参加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工作会议，任电子学组(第15组)组长。嗣后参与主持制定我国又一个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工作。1973年，参加负责组织"文革"后期第一个包括军事电子在内的技术发展规划会议。1978年，国家科委电子科学技术专业组成立，他担任副组长。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布了空间时代的到来。美国立即改造了一部现役雷达，并成功地实现了对该卫星的观测。与此同时，一个超远程雷达观测计划也在中国开始执行。1958年，成立了包括罗沛霖在内的超远程雷达计划四人领导小组，由罗沛霖分工负责技术指导和组织协调工作。罗沛霖以其广博精辟的见地，澄清了有关微弱信号检测的基本概念。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门波积累'的思想，后来用于试验雷达中，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成功地观测到了月球的回波的国家。该项计划迭经磨难，终于在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努力下于70年代建成并服役于我国的卫星监测网。
1972年，罗沛霖从干校回来，看到"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损失，忘我地工作，以求挽回于万一。1973-1975年期间，他具体组织和指导了我国最早的通用计算机系列-100系列和200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在推广计算机的应用和培养软件人员方面起了开拓性的作用。这些计算机在我国的导弹试验和卫星发射中也起了核心作用。
罗沛霖主持电子工业标准和计量数十年，为保证产品质量作出了贡献。拨乱反正以后，在国家的有关重要会议上，罗沛霖阐明应以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准则和必须从实际从技术发展来规范工作，而不是片面强调形式的合理，单纯倚靠行政命令，也必须与国际主流相兼容，博得了充分肯定。以此获选为中国标准协会和中国测试计量学会的副理事长。
我国电子工业从1950年成立电信工业局起，经历了艰苦奋斗打基础，到1963年起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形成工业体系的成长阶段，以至1979年起步改革开放保军转民，全面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作为工业领导机构中的主要技术人员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所述是每一个领导机关技术工作负责人应该完成的工作，然而由于罗沛霖所具有的技术造诣和所具的思维方法标志了他的成就而得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