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
当时近代物理所人才济济，但精湛于放射化学研究的唯有杨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缺乏宝贵的技术资料和实验方法，工作非常困难。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新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当近代物理所的大楼里容纳不下这支放射化学的新生大军时，杨承宗在大楼旁边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他回国时仅他和郭挺章及两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他则同时出任这两个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请到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身为"洋博上"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同时，他仍要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赶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课和处理系里的各种事务。在两副领导的重担压力下，忙得很难见到子女一面。
杨承宗刚刚到五所时，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大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到处堆放，整个所区像一个破旧的工地。在这个"破旧的工地"上怎么可能研究并最终提炼出核燃料来满足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需要?无怪乎二机部刘杰部长要问他:"为什么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并亲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业务工作。杨承宗只好又一切从头开始。为了消除极左思潮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影响，身为非党员业务副所长却要从鼓励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始，还要配合所内各级领导设法改善所内员工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在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有基本的能量供应。他整顿所内的科研秩序，为五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量购买图书和增加必需的仪器设备。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中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这期间他领导全所科技人员,在中国第一批铀水冶厂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提前3个月准备好铀原料物质。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但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他从来不对别人提起过此事，即使是其子女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么事情都被抖落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站在学科最前沿的杨承宗马上为二机部五所的前途担忧起来。他多次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可是忠言逆耳，他逐渐不被重用。这些劝诫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口实。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五所军管会不同意他留下来，杨承宗再一次从事业的高峰被迫离开，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段创办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建国后第一
所自费走读大学。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两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办成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创举的智慧火花来自于不经意中听到的同事之间的一段对话。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大参加会议的几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时，有几句话飘进了杨承宗的耳朵。有人问:"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回答是:"咳!别提了，只差0.2分。"杨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他做了一番调查，不同的老师评卷差个几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后，累积了多年的中学毕业生同时进入高考场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某些好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录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给那些分数接近高考录取线的学生提供一个深造的机会呢?1980年3月他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时，听胡耀邦讲，全国有1600万失学青年怎么办?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实验和探讨改革的途径，创造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和办法，广开学路。"对此格外敏感的杨承宗深受鼓舞:与其抱残守缺，何不独辟蹊径?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合肥地区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优势，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
1980年6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胡羊首次独家报道了杨承宗关于招收自费大学生的主张。文章见报后，读者纷纷来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积极拥护该项主张。真是"一呼百应"!同年7月，关于成立一所民办公助的自费大学的议题摆到了省领导的办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这所大学。但让杨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领导请他出任校长。他一再推辞，毕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他的双目几近失明，妻子从北京搬到合肥后就一直重病缠身。但省领导以那些被高考分数拒之门外的学生之名再三诚恳邀请时，他最终被打动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校名，当时提议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学"、"星津大学"、"江淮大学"等等。抗战时期有个"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办而成，办学效果很好。这个也叫联大，体现联合办学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全部的家当就是从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括杨承宗在内的6名兼职人员。杨承宗再一次表现出独树一帜、锐意创新的精神，实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兼任董事长，这是对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一种创新;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都是"联办"，插在科大、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的教学空档中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12所高校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龚升、杨纪珂等来校讲学，体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学生全部"走读"、自主择业，改变了当时普通大学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后勤包袱;国家部分拨款，"适当"收费，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变了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国家单一投资的体制;倡导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只注重选拔尖子、培养精英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很多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践。
合肥联合大学"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办学模式，在当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多次详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继合肥联合大学创办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大学，有些直接套用了"联大"的名字，有些名字虽然不同，但办学宗旨、教学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联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武汉江汉大学、上海大学等。当时全国有许多城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来合肥联合大学参观访问，杨承宗还专门抽调人员接待来访。
2002年，合肥联合大学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合肥学院已建设成为国际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安徽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也是国家第一批61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之一，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承宗先生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对此仍是高度关注，非常高兴。2016年，合肥学院5个专业进入安徽省一本批次招生，同年，合肥市委市政府明确:2016年支持合肥学院更名合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