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祥

一路上“保钓号”多次遭日本舰艇与军机围追堵截。26日上午9时许，陈毓祥身先士卒，率领5名突击队员跃身跳入海中，向钓鱼岛游去。不料不谙水性的陈毓祥入水时脚被绳索缠住，头部又撞在船舷上，迅即被巨浪淹没。当他被救回船时已不省人事，至下午1时辞世，时年45岁。

天堂安好，现在国家开始保卫我们的钓鱼岛了。

人生中的因缘际遇，好似冥冥中自有安排，又永远储存在脑海中，而随时成为追忆、感慨的对象。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因为命运或偶然而相遇、相交、以至分离、永别，正如天空繁星中其中两颗星的轨道有了交叉点，它们逐渐聚合，然后又分开了。
　　陈毓祥先生的名字和故事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是在1977年，当时我是香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参加了港大学生报《学苑》的编辑工作。师兄们向我详细介绍了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的历史，包括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反贪污捉葛伯运动等等，也包括认同中共政权和宣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所谓“国粹派”和提倡在香港社会进行反资、反殖斗争的所谓“社会派”之间的斗争。我从师兄口中了解到历年来港大学生会选举中不同派系的争夺战，包括陈毓祥和一些其他同学所领导的“国粹派”的事迹。在1971年，当陈毓祥还是英皇书院中七的学生时，已经开始参与保钓运动，成为学联中学生保钓小组的主席。在1971年7月7日的维园示威中，陈毓祥是因警方的镇压而受伤的人士之一。他入读港大之后，成为学运的中坚分子，并于1973年获选为港大学生会会长。当时正值香港学运的火红年代，能成为港大学生会会长的，都是非同小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精英中的精英，先知先觉，具有历史和社会意识，代表着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虽然我当时并不认识陈毓祥先生，但他在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形象，对于刚刚入大学的我，他是一个令人敬重、甚至有些崇拜的对象。
　　我于1984年开始在港大教书。在这一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香港踏入了政治上的转型期。当时我还是港大法律系中唯一的华人讲师，就着越来越多的与法律和政治有关的香港时事问题，尤其是《基本法》的起草问题和人权保障问题，香港传媒不时来采访我，我也被邀请以讲者身份参加不少公开论坛。在8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这几年，陈毓祥先生任职于香港电台，负责策划和主持新闻性、时事性的节目。在其中几次节目中，电台邀请了我参加讨论，于是我便亲见并结识了陈毓祥先生。我感觉到荣幸，因为陈先生是我母校港大的校友、师兄、先辈，更是我大学生时代的偶像式的人物。我对他的尊敬、仰慕之情，有增无减。他的思考敏锐，谈锋犀利，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和陈先生的生命轨迹最密切的交叉点，发生在1991年。那年秋天，香港立法局举行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民都可参与的直接选举。在候选人报名参选期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陈毓祥先生亲自到访我的办公室，表示他准备参选，并邀请我加入成为助选团成员兼法律顾问。虽然我与陈先生并没有深交，但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基于他一向以来在我心中的良好形象。在参与助选活动整个过程中，有两天是最难忘的。1991年7月27日星期六，陈先生主持了他的竞选倒数50天公开汇报会。很荣幸，我是被邀请向参加者演讲的嘉宾之一。后来在投票当日，即1991年9月15日，我在陈先生助选工作总部逗留了一整天，帮助处理突发性的可能涉及法律的问题。很可惜，选举结果是陈先生以微弱票数落败。我听到消息后，心里很难过，这种痛楚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至现时为止唯一一次)参与民主选举中的助选工作和体验到作为一个候选人的忠实和积极的支持者在候选人落败时的滋味。后来陈毓祥先生在1994～1995年再度参选，却屡战屡败，我也感到可惜。所谓形势比人强，“民主派”在香港直选政治中一枝独秀，像陈毓祥先生这样有强烈的热诚为众人之事(“政治”)出力的人因为其较“亲中”和无政党支持等因素而不受选民欢迎，实在令人叹惜。
　　我最后一次与陈毓祥先生见面，是在去年5月25日晚上在湾仔温公爵社会服务大厦举行的“保钓运动25周年纪念会”上。陈先生是纪念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在会上担任主持人。我自己从未参与过保钓运动，我决定参加这次纪念会，是由于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已听闻保钓运动的壮烈事迹，可歌可泣，我希望加深自己对这件事和学运的认识。
　　在这次纪念会上，当年的保钓志士唱起了25年前的“钓鱼台战歌”，歌词是这样的：
　　“滚滚狂涛，
　　东海之遥，
　　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
　　钓鱼台，
　　英雄地俯视着太平洋。
　　钓鱼台，
　　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
　　风在吼，
　　海在啸，
　　我们神圣领土钓鱼宝岛，
　　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1996年9月，陈毓祥先生和香港保钓团体的其他成员，坐船航行往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9月26日，保钓船s受到日方的阻挠，未能接近钓鱼岛。陈毓祥先生愤而从船上跳进海中，希望以在钓鱼岛海域上游泳的方式宣示中国主权。在跳海的过程中，他不幸碰到硬物而头部受伤，终于遇溺，在钓鱼台战歌所形容的“滚滚狂涛”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的情境，与战歌歌词所说的一模一样：“风在吼，海在啸，我们神圣领土钓鱼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陈毓祥先生身殉钓鱼台这件历史性事件，一方面反映着近代中国惨痛的命运和不断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高贵的情操。
　　刚好一个世纪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台湾和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台群岛就是在这时正式纳入日本的管辖范围。在1896年，我们所敬仰的烈士谭嗣同写了这首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今年是这首诗的100周年，谭嗣同先生的“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语言，不就是总括了陈毓祥先生等保钓人士的终极关怀吗?100年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仍然要求着那些忧国忧民的中华儿女以生命的牺牲来换取。但是，正是在牺牲和苦难之中，我们才找到光明和希望。敬爱的陈毓祥先生，正如所有这些作出牺牲和历尽苦难的志士仁人、烈士英雄，在他的生命以至死亡中，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最高贵的情操，即是当仁不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坚持气节，勇者不惧，甚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明白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陈毓祥先生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描述的正气。
　　“在这首诗中，他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是维系国家民族的根本，……国家民族可以遇到暂时危机，但只要这种正气不灭，民族最终就不会灭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华民族就是以这种‘正气’为精神支柱，不断发展，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鸿光：《个人·社会·历史——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陈先生在中学时代已开始受到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感召，从而参与保钓运动，并为此而流血。今天，他为此而死。他的一生是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他是有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的人，他不断以行动来实践他的信念。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至诚和深情，是我们文化传统中所信奉的“诚”和“情”两大价值的典范表现。
　　我国革命烈士秋瑾在被处决前的一个月写了一首诗：
　　“河山触目尽生哀，
　　太息神州几霸才!
　　牧马久惊侵禹域，
　　蛰龙无术起风雷。
　　头颅肯使闲中老?
　　祖国宁甘劫后灰?
　　无限伤心家国恨，
　　长歌慷慨莫徘徊。”
　　陈毓祥先生的死于保钓，在我们心中唤起了类似的悲情。但愿我们能化悲愤为力量，正如另一位烈士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在悼念廖仲恺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所说：
　　报国何时尽此心!”
　　所以，我们要超越悲忧，要努力，要奋斗，尽心尽力，为振兴中华的事业，为祖国在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富强，奉献我们生命中余下的岁月。
　　敬爱的陈毓祥先生，我们永别了，请你安息。我向你致以最深的怀念、最高的敬礼。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你的赤子之心，豪情壮志，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渝，对理想的毕生坚持，将会永远激励人心。愿你的保钓爱国精神永垂不朽，愿陈毓祥先生浩气常存，永远留传于天地之间，神州大地之上，留传在因你的牺牲而变得更加神圣的钓鱼台的海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