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在1924年前往日本半工半读，就读于日本大学夜间部文学艺术科，正值日本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之时，并且杨逵曾经参加反田中义一内阁的游行活动；但是杨逵也因为声援在日朝鲜人的活动而被捕入狱。1927年杨逵回到台湾，并且参加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1932年杨逵发表了日文小说送报夫，这部小说一般被认为是杨逵文学的代表作。而且杨逵也将不少中国的小说翻译为日文，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1935年独资创办《台湾新文学》，后被迫停刊。其间因爱国反日数度被捕，从不屈服。抗战爆发后，即回家务农，开垦“首阳农园”，以伯夷、叔齐自比，表示抗日意志。抗战期间，创作多篇小说，批判“皇民化运动”，编导戏剧《怒吼吧，中国》，表达强烈的爱国心声。复多次入狱。因其不屈不挠的爱国反旧精神，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光复后，改“首阳农园”为“一阳农场”，先后创办《一阳周报》、《力行报》、《台湾文学丛刊》、《中国文艺丛刊》、《文化交流》等。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出狱后，主张填平省籍鸿沟。1949年发表《和平宣言》，呼吁释放“二・二八”事件被捕人士，和平解决国共内战，被台湾当局判刑，关押12年。1961年出狱，1962年，经友人关系向华南银行信用借贷五万元，买下台中市郊东海大学对面荒地，开辟东海花园。经营“东海花园”，以卖花度日，穷愁潦倒，生活凄苦。但同时，在海内外影响越来越大。1966年集结小说《羊头集》出版。绿岛十年粉碎他民族主义的理想，但他仍旧一贯诚实反映在国民党政权威压下的不妥协精神，字里行间充满微言大义。1976年国中国文教科书第六册，收录他的《压不扁的玫瑰》?原名《春光关不住》?。这是自台湾有史以来，台湾文学作品编入官方教育的第一人。1982年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1983年获吴三莲文艺奖。1984年获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1985年病逝。与爱妻叶陶合葬东海花园。
《模范村》通过一个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样板”农村——泰平乡，勾勒出台湾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貌，反映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凄惨命运，从而揭示了当时台湾农村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品将台湾同胞反帝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春光关不住》是杨逵在国民党监狱中创作的，这是他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台湾光复前夕，日本侵略者强征学生兵服劳役，修筑工事。一个娃娃兵在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玫瑰，他躲过日本军事教官的监视，把花带回营房，后又托人带给他的姐姐。这棵在水泥罅隙中生长的玫瑰，居然开出了艳丽的花朵。该作后来改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被收入台湾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抗争直至获取胜利的宝贵战斗精神。小说借在水泥块下生长的一株玫瑰花，喻示了台湾新一代人民纯真而崇高的情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纵观杨逵的创造，我们会发现，他将坚定的理想主义与逼真的写实手法这一互为矛盾的因素融为一体，构成崭新的写实风格，形成他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不失个人独特艺术魅力的创作特色。 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杨逵立足于生活真实，注意细节描写，将人物性格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放在社会生活的实践运动中，使主人公的形象具有真实可信的立足点，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送报夫》中的主人公杨君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事实的教育下，以合情合理的必然逻辑发展下去的。在小说结构上，杨逵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送报夫》以双线交织推进的结构方法，一是东京生活，一是通过回忆、书信来展示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描写，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借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串结起来。 《鹅妈妈出嫁》的结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它将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通过“我”用所谓“共存共荣”的思想线索贯穿起来。小说共分九节，却不是两个故事各占几节，平分秋色，而是尽量避免平铺??杨逵还善用强烈、辛辣的讽刺手法。 《模范村》中的“模范村”，可谓日本殖民者推行“共存共荣”的典范。然而在这个“共存共荣”的村里，有人因欠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有因交不起房屋修缮费而投河自尽的，这就是广大穷苦百姓的“荣”！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辛辣鲜明的政治讽刺。
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现日据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尤其注重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他被称为“文坛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
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正是一部台湾人民历史写照。 一生抗日爱国，历经政治迫害，被捕入狱十余次，“在冰山下活过70年”，仍坚持斗争，从不屈服。为台湾文学成熟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反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强调文学应有“控诉精神，”文学史上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压不垮、打不倒的硬汉精神。少年时期他就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和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震动，使其整个生平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 杨逵是“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常务委员，还是“台湾文化协会”的议长。他一生都坚持抗日爱国运动，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斗争，他先后被日本人逮捕十余次，从不屈服。杨逵担任过台湾文学的日文编辑，还和妻子一起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翻译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到台湾出版。跟赖和一样，杨逵也是一个文坛多面手。 《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作。这篇小说用日文写成，完成于1932年，是他在东京工读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就是它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血泪控诉。作者借助杨君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一个真理：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苦民众应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观念的国际主义的主张，在三十年代初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继《送报夫》之后，杨逵还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罪恶，歌颂劳动人民高尚情操，鼓励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如《水牛》、《归农之日》、《模范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