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鹤，1931年出生，浙江宁波人。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杰出科技人才。先进科技工作者。曾任市总工会主席，市生产技术局副局长、经委副总工程师和科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市第四、五、七、九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947年，进上海中华科学工程公司做练习生。 1948年，在上海东方无线电行当装配工人。 1952年，王在沪光科学仪器厂电容车间当生产组长,设计并制造了国内第一套标准云母电容器。 1957年，做出了2000余个高压电桥部件。 1958年8月，国内第一台10000伏高压电桥精密仪器诞生，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聂荣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表扬与鼓励。 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0年4月，王被市人民委员会选拔为工程师，他是从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科技人才。王多次被评为全国和市劳动模范、先进科技工作者，同年由组织选入上海科技大学进修。 1965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现上海大学)电机系。 1977年，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1982年起，先后任市生产技术局副局长、经委副总工程师和科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市第四、五、七、九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江绍基(1919-1995)，男，江苏无锡人，内科学及消化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 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上海宏仁医院内科医师。 1954年升任该院副院长。1957年调仁济医院任副院长、内科副主任。1978年起历任医学系二部副主任、名誉主任、上海市免疫研究所副所长，二医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历任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内科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消化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

1920年1月28日，楼之岑出生在浙江省孝丰县(今安吉县孝丰镇)北村一个贫困的中医世家，曾在私塾就读，后转入本村初级小学和县立中山小学。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贫靠借款进入浙江省立湖州初级中学，因学业优秀获得奖学金资助，初中得以毕业。其后在孝丰县立南中小学任教一年。 1936年，考入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冬，楼之岑在县立中山小学任教。 1939年2月，到浙南山区浙江省立联合师范学校学习。 1939年夏，他考入贵州的陆军军医学校大学部药科。 194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1943年，中国药学会安顺分会成立并创办《药学季刊》，他担任编委，同时担任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 1944年冬，楼之岑考取了英美奖学金留英研究生，同年他编译了《医药拉丁语》。 1945年9月，入伦敦大学药学院学习。 1947年7月，获药学士学位，在校从事生药学研究。 1948年夏-1950年，他除帮助教授完成一系列研究工作和药物分析任务外，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发表了6篇研究论文。同时担任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生药学科研究助理。 1949年，楼之岑研究和建立了新的植物性泻药的生物测定法在英国药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英国学术期刊上发表，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并被广泛采用，被称之为"楼氏法"。他利用这一方法，发现了大黄的泻下成分是结合性大黄醇，并建立了测定大黄中蒽醌类成分含量的分光光度法。 1950年，楼之岑被伦敦大学医学院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折叠回国任教 1951年1月，经香港返回祖国。楼之岑到达上海后，由于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主任孙宗彭教授邀请，去该系任副教授，临时为毕业班讲授药剂学。是年秋季，受聘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执教，组建了该校生药学教研室，先后任生药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药学系副主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长。 1951年8月，起历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药学系副主任。 1953年起，他还兼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卫生研究院(后分设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医研究院)的生药研究指导。楼之岑十分重视中药材实际问题的研究。在他指导下，开展了生药形态组织学、化学分析及生物测定等方面的工作，先后完成了数十种药材的鉴定研究，为中药整理、品种鉴别和编写《中国药典》、《中药志》提供了科学资料。此外，他对波希鼠李皮、西黄芪胶、阿拉伯胶、胡黄连、安息香、毒毛旋花子等外国产生药的国产代用品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等，也进行了研究。这些工作的成果，有些已发表在中国外的期刊杂志中，有些收载于《中国药典》和他主编的《中药志》与《生药学》等著作中，有的已经在生产中应用并产生经济效益。如国产安息香已可满足中国需要，不再依赖进口。 1954年，他发表了《国产甘草的化学分析》的论文，为中国甘草首次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5年，中国建立研究生制度后，他先后招收了6名研究生。 1978年起，担任《中国中药杂志》顾问、《药学学报》副主编、《中国中药杂志》主编 1979年8到12月，接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聘请，任药用植物顾问。他积极参加中国外的学术活动。他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赴日内瓦担任WHO总部药用植物顾问，为制定国际植物药标准起草了植物性生药的一般检验法，并对13种药典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1979-1988年担任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曾接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聘请，任药用植物顾问、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学会主任委员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天津召开关于植物药标准化与应用的国际会议，他当选为会议主席。1982年，关于中药细辛挥发油的研究获得了北京市学术成果奖。 1981年，他和日本著名生药学家柴田承二教授共同发起组织"中日天然药物学术讨论会"，每两年轮流在中、日两国举行，对两国学术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82年，联合国世界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北京举办传统医药讲习班，他参加筹备并亲自讲课，深受各国学者的欢迎。他还数次率代表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国外大学中作学术报告，积极宣传中国医药事业的成就。 1985年，在中药大黄的系统研究中发现了根茎中呈蛇管状的特异导管，在秦艽中发现了特异的内、外周皮及其在根的分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987年，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在该项目中，由楼之岑担任北方组组长。 1987年，67岁的楼之岑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8起，担任中国 药学会 名誉理事长、担任《中国中药杂志》顾问。 1992年2月10日到3月3日，接受联合国卫生组织(WHO)东地中海办事处邀请担任WHO传统医药顾问。赴巴基斯考察传统医药情况，并对该国有关当局提供传统药物标准化及改进传统医药教育的意见。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他当选为该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院士。

刘乐扬(1914-1995)，湖南省炎陵县人，1934年10月经中共中央特科湖南情报站负责人刘道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共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2月湖南洪帮楚荆山的一位龙头将一个21岁的刘乐扬提擢为"红旗五爷"。在洪帮山头内除龙头大哥外，实际掌权的只有"当家三爷"和"红旗五爷"。山头对外事务皆由"红旗五爷"主管，所以又叫"巡风五爷"，他可以指挥"六爷"以下的头目。可谁也不知道，刘乐扬这位"红旗五爷"竟是奉命打入洪帮内部的共产党员。 刘乐扬还加入了胡汉民的反蒋组织西南派。当该组织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时，刘乐扬借机吸收一些共产党员进入青运会。1935年8月，刘乐扬通过一师同学、南京中统特工王中英的介绍又打入中统。刘乐扬以特约通信员的身份可直接与中统首领徐恩曾通信联系。1940年1月，经中央特科领导李克农批准，刘乐扬打入鄂北河口第五战区桂系大本营，任调查科长、直属艺术宣传队队附、政治大队附等职。刘乐扬利用职权不仅搜集了大量情报而且保护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员，1947年转入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 刘乐扬在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期间曾以记者、编辑、主笔为职业掩护，先后在《人间》《展望》《更生》《晨报》《全民日报》《武汉日报》、长沙《前锋报》、柳州《阵中日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西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进步文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递情报信息，历尽艰辛，忠心耿耿，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乐扬从事统战工作，曾任长沙市一、二、三届政协委员;长沙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后来这位红色"间谍"却受到错误处理，1980年彻底平反，为正厅级干部，1981年2月列为老红军离职休养。

孙斌全(1901- 1995)，又名孙承才，字斌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16日出于山东峄县道庄村(今属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祖父去世后，祖母带其父亲孙葆清和伯父逃荒到运南郝楼村(今属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落户。20年代末，曾积极发起的对封建恶霸的斗争。 孙斌全7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11岁时，父亲孙葆清去世;20岁时，嫡母宋氏去世，他只好辍学务农。由于禀承父亲的耿直性格，又能读会写，不攀附豪强，敢于仗义执言，得罪了一些人。 1934年，峄县第六区万仓乡乡长、刘庄地主王学猛，倚仗手中权力，玩弄阴谋，企图选举他的亲信当副乡长。然而弄巧成拙，在这次选举中，反被选民把孙斌全选为乡长，而把他自己所任的乡长也选掉了。当选为乡长的孙斌全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兴修水利，动员全乡村民从郝楼到孙庄开了一条排水沟;第二件事就是办教育，于1935年10月建起了学校。1935年9月撤区并乡，孙斌全任影山乡副乡长。1936年9月通过考试，当上了花山乡乡长。 1938年农历五月初十，日机轰炸涧头集，孙斌全的两处产业和家园都变成了焦土，也使孙斌全彻悟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抗日的重要。 1938年8月，孙斌全拉起了一支真心抗日保民的武装，先把埋在北许阳的20多支步枪起了出来，又派其弟孙承惠到台儿庄周围买轻机枪。9月底，日军在台儿庄、贾汪安据点。孙斌全经过思想斗争，就任了六区伪区长，目的以伪区长的名义发展抗日力量。当了伪区长后，日军的催交田赋以及其他一些杂事，使他极其苦恼。若杀敌反正，公开抗日，又势单力薄。权衡利弊，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11月上旬，孙斌全正准备杀敌反正，孰料国民党51军渡运河北上，日军也随后撤走，计划落了空。 1938年11月26日，在纪华和朱道南的介绍下，孙斌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抗日武装被编入峄县抗日自卫团。为尽快发展武装，1939年2月在郝楼小学开办了抗日训练班，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4月，又从多方面吸收干部。到5月底，六区的武装发展到60多人。 就在这时，台儿庄来了个日本特务，自称是红枪会的"总当家"，二十一二岁，名叫王亚平，山东汶上县人，宣传红枪会是御匪，口号是"不抗日，不倒蒋，保家卫国"，很能迷惑一些人。 1939年6月23日，王亚平带领200多名会徒，到运河北岸的抗埠一带欲发展会徒。次日晨，孙斌全奉命率领60多人，直奔万年闸口，前去堵截。战斗正激烈时，纪华同志又调来农民武装100多人前来增援，红枪会徒逃之夭夭，从此再也不敢到运北发展会匪了。 王亚平贼心不死，第二天又率会匪200多人攻打运南的涧头集。峄南办事处通知所属各游击队，前来保卫涧头集。战斗在涧头集西南方向打响，枪声密如爆豆。侯孟的红枪会头子刘某被击毙，其余的人便一哄而散。 王亚平的红枪会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仅从军事上打击它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揭露其政治面目和罪行，教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清除它的影响。孙斌全与纪华商量后，决定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一是印制区公所布告，历数王亚平的汉奸行径，告诫误入歧途的农民，退出组织，不要再听从王亚平的调遣。布告一出，在涧头集引起很大震动。二是油印散发了《告六区人民书》。二箭齐发，非常奏效，红枪会不少会徒纷纷携带武器前来区公所投诚，并要求参加抗日武装。运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得到发展。 1939年10月，孙斌全带着已有3个中队和1个警卫连300多人的抗日武装到了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这时，罗荣桓政委正式命名运南抗日武装为一一五师第十四区队，并委派张震、傅秀亭等4位同志到该区队协助指挥，委任孙斌全为区队长，张震为参谋长。1940年2月，驻徐州的日伪军"扫荡"运南抗日根据地，矛头主要是对着十四区队，并散发传单，悬赏l万元捉拿孙斌全。桥头一仗，梁广洁被打伤，日军夜驻涧头集。第二天打杜庄，我方以牺牲7人的代价，打退了日伪军400多人的进攻，取得了杜庄保卫战的胜利。1940年6月，十四区队被编为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孙斌全任大队长，宋学敏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 1940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又一次暴露。龙传道被委任为峄县自卫团司令。龙传道的儿子龙希贞，外号"龙瓜屋子"，父子两代称霸一方。今番被委，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誓死报效。遂活动韩治隆、梁继璐、孙业洪、刘宜俭等伪顽游击队，意欲于9月中旬伺机包围并消灭运河支队。运河支队和苏鲁支队的张光中司令等人研究决定:邵剑秋副支队长率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反击黄丘山套的敌人;张光中司令和孙斌全指挥苏鲁支队第三营和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先打韩部，然后集中兵力对付龙希贞。由于计划周密，很轻松地击败了韩部。龙希贞的人也抱头鼠窜。经过8个小时的追击，终于抓住了龙希贞。由于当时龙希贞还打着块抗日的牌子，遂将其释放。 1940年10月，日军实行秋季大"扫荡"，战斗频繁残酷。10月10日周庄战斗，11日库山战斗，12日朱阳沟战斗，13日，日军杀害运河支队28名战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巨梁桥惨案。 1940年11月，运河支队奉命进入抱犊崮山区修整。运河支队进山后，整编升级为一一五师五团。为巩固峄南抗日成果，扩大抗日根据地，鲁南区党委任命朱道南为峄县县长，孙振华为县委书记，连同运河支队共200多人，于1941年初出山。经朱道南同意，孙斌全的武装力量命名为抗敌自卫军独立团，团长为孙斌全，以黄丘山套为根据地。这支武装力量在伪化严重的峄南起着很大作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伪的蚕食。 6月初，根据上级指示，运河支队重新整顿，独立团被编入运河支队，胡大勋任支队长，孙斌全任副支队长，纪华任政委，邵剑秋任政治部主任。朱道南仍任峄县县长。这时，运南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除运河支队外，还有苏鲁支队。 1944年4月，孙斌全调任峄县副县长兼司法科科长。纪华同志任县长，郑平同志任县委书记。8月23日，新四军邳睢铜独立团由叶道友同志带领，进驻黄丘山套，与郑平同志研究决定，次日攻打涧头集，消灭龙希贞的伪军。由于日军接应，龙希贞的伪军未被全歼。涧头集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了根据地的中心。 孙斌全仍任副县长，兼管兵站工作。他很注意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树立典型，多表扬，多鼓励，农民交粮、支前的积极性很高，任务完成得很好，曾受到第二专署的通令嘉奖。 1946年12月，我军发起鲁南战役，于次年1月2日全歼了敌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同时，进犯台儿庄的敌五十一师也被全歼，枣庄、峄县等鲁南广大地区解放了。运河县改为铜山县，兵站迁到了外县。为便于工作，鲁南行署委派张劲夫为兵站站长，孙斌全为副站长。1948年3月，孙斌全到华东党校学习。 1949年1月，孙斌全从台儿庄奉调去徐州，任支前粮食总站站长。9月，任皖南煤业公司总经理，负责上海的煤炭供应，曾受到华东支前司令部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炮声，结束了孙斌全的戎马生涯。他随军进了上海，参加新上海的建设。1950年8月任上海建筑器材公司副经理，1952年8月任上海江宁区民政科科长，1965年任静安区人委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任该区民政局顾问。1981年10月离休。

章基嘉(1930.1.1-1995.10.5)，安徽省绩溪县瀛州乡油坑口人。长期天气预报专家，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南京气象学院教授及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并被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44年，毕业于县初中(今绩溪中学)。 1951年，提前从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参加抗美援朝，任气象兵。 1955年，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研究班学习。 1958年，获博士后回国，在中央气象局和研究所从事中长期天气预报。 1960年，调南京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气象学院的工作，而后在南京气象学院工作23年，历任天气动力教研组组长、气象系主任、副院长。 1962年，以专家身份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任教，获"胡志明奖章"、"中越友谊奖章"。 1978年，开始承担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1980年起，任国家气象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兼北京气象学院院长、教授，南京气象学院和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

孙传哲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家乡如画的风景从小赋予他一双爱美的眼睛。他的父亲是一位藏书家，擅长书画。受父亲的影响，孙传哲很小就显露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艺术学校，两年后，又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艺术系学习绘画，师从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到1937年毕业为止，孙传哲学习了素描、油画和传统的中国画。他决心将所学贡献给动荡的祖国。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找不到工作他的理想化为泡影。为生活所迫，他又从宁波回到上海，开始作零工。 1947年，失望中的孙传哲偶然在报纸上发现了上海邮政局需要邮票设计人员的广告，他成为80名申请人中的幸运儿。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邮票设计生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感激，他满腔热情的投入到邮票设计中去。艰苦的生活使他的技艺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设计快、题材广，但从不以此为傲，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在邮票设计中，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忽视。"由于设计邮票，孙老交了不少朋友而且有很多崇拜者。但他待人至诚，平易近人，对集邮者仍旧非常热诚。 孙传哲设计的邮票都有一段故事。例如他设计的《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和小型张(吴建坤设计)不但受到了集邮者的热烈欢迎，而且获得了京剧艺术家们的好评。评论认为，该套邮票以准确生动的笔法非常生动的刻划了梅兰芳先生优雅的舞台风范。为此，孙传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反复观摩了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葆玖的演出，仔细研究了梅兰芳先生穿过的服装和用过的舞台道具。"有志者事竟成"，该套邮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金鱼》是另一套非常受欢迎的邮票。孙先生自己非常喜欢养金鱼，很多灵感来自于他对这些可爱的小生命的观察。为了从众多的品种中选出合适的品种，孙先生专门跑到北海向一位三代以养金鱼为生的老人咨询。在老人的帮助下选出了12种金鱼描绘在一套邮票中。正如他所说的:"我希望自己设计的邮票不仅给人们带来快乐和知识而且能给人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的确，不仅《梅兰芳舞台艺术》和《金鱼》邮票，其他如《黄山》和《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等都显示了孙传哲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完美的艺术追求。

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原顾问。 　　杨卓同志是江西兴国县永丰乡人，１９３１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５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排长、政治指导员、科长、团政治委员、保卫部长、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外语学院政治委员，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等职。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１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革命战争年代，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战役、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狼牙山反扫荡战斗和平绥、平津、收复张家口、解放太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军建设做出了贡献。

　章蕴 　　（1905-1995）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 　　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人,女，原名杜韫章, 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一秀才家庭。20年代初在长沙求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在武汉文萃小学教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中共?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等职。北伐军进入武汉时,她带领广大妇女迎接,到各种训练班讲课,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道理,号召妇女剪发、放足,还经常深入基层和工厂,建立基层党组织,亲自编印《什么叫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小册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 　　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武汉、南京、长沙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任武昌市委组织部长、南京市委干部、湖南省委妇女委员。1932年,其丈夫李耘生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壮烈牺牲,组织也遭到破坏。在此严酷环境下,她立下誓言：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做工糊口和抚养遗孤,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再结婚。1936年秋,她终于在长沙找到了中共湘江特委书记袁仲贤,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湘潭中心县委书记,先后发展了40多名党员,在工厂、学校、农村建立了一些党的支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夏至1945年,先后任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党支部书记、苏南区党委妇女部长、苏中区党委妇女部长、苏中区二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妇女部长等职,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筹措粮饷、-工作等方面,都干得十分出色。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解放区中华民主妇联主任、中共豫皖苏区分局宣传部长兼《雪枫报》社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大学校长兼政委、华东局妇委书记、华东区及上海市妇联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在妇女工作中,她反复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文革”中受林彪、--集团残酷破孩,被批斗、关押长达10年之久。她始终不低头、不消极、不颓废,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强立场和崇高品德。 　　粉碎"-"后,她以古稀之年,奋斗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委员会副书记岗位上。1983年底,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指派为中央机关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她不顾年迈多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而尽心竭力地工作。先后发表了《严格要求自己,欢迎群众监督》、《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关于京、津、鲁三省市部分整党试点的调查报告》、《在整党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等重要文稿和调查报告,并汇编成《章蕴谈党的建设》一书,成为党员学习的重要资料。 　　她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二至十四大主席团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韩立人(1915～1995) 罗豆农场后安村人。1934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那大特别区委书记兼区长、澄迈县民政部长、中共儋县县委书记、中共琼崖西区地委-部长。 　　 海南解放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委员会秘书处长、屯昌县委书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委员、常委、副州长、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蔡孟坚，1905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长丰乡。在中学读书期间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地下组织，后来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侦缉处少将处长、武汉警察局长、兰州市长、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等许多重要职务。国民党迁台后担任过蒋介石驻日本私人代表、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晚年蔡孟坚先生退休客居日本、美国等地，2001年1月蔡孟坚以96岁高寿在美国加州桑尼维尔市住所逝世。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赠花圈，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副主席肖万长、王金平、吴伯雄、林澄枝及秘书长林丰正致赠匾额，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蒋方怡智参加了丧礼。 抗战时期蔡孟坚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纾难。1938年6月，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著名的武汉会战，武汉作为华中交通枢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武汉作为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南京沦陷后还一度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都决定了武汉大会战将是十分惨烈的，当时蔡孟坚担任武汉警备副司令兼武阳(武昌、汉阳)保卫指挥官，担负武昌、汉阳防务，接受国民军军长、保卫武汉总司令罗卓英将军指挥。 全面抗战后，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出过"焦土抗战"的号召，对于这个号召，在军队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部分军官认为"焦土抗战"就是要破坏一切生产生活设备，让日军得到一片焦土，断绝给养，使日军无法固守侵占之土地;另一部分军官则认为"焦土抗战"就是要有与日军战斗到底的决心，即使日军把我国烧成焦土，我们也还要抗战到底。由于对"焦土抗战"含义的不同理解，蔡孟坚与顶头上司罗卓英发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冲突。 武汉大会战中，日军凭藉装备上和作战能力上的绝对优势，对武汉在空中日夜轰炸，在地面上轮番炮击强攻。我国军民虽然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武汉终于还是难于坚守，守军总司令部决定撤出。在撤出武汉前一日，罗卓英总司令派出一个工兵排带着三四吨炸药从汉口渡江抵达武昌汉阳门码头进入蔡孟坚防区，并带来一封命令信，命令蔡孟坚组织将新建的武汉大学及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武汉第一纱厂(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工厂)全部炸毁，夷为平地，要求蔡孟坚亲临指挥，并回报结果。蔡孟坚看完罗卓英的命令信后，认为此项炸校炸厂行动绝不可为，他认为武汉大学刚刚建成，国家为建校投入了大量资金，武汉大学更是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而武汉第一纱厂是我国近代工业长期积累的宝贵财产，是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民品企品，二者都不是军事设施，炸毁它们对抗日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会破坏我国国力，影响人民生活，反而会破坏抗敌条件。用他的话说就是:"自己把国家炸成焦土，将来凭什么力量继续抗战下去"。蔡孟坚素以敢作敢为在当时军政界闻名，这次他既认了这个理也就不计后果命令部下取消炸校炸厂行动。他一面命令部队将炸药投入江中，让罗卓英派来的工兵排返回汉口，一面向罗卓英总司令通电话，报告自己的看法和决定，罗卓英接了电话后十分恼火，不听蔡孟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命令!"蔡孟坚说:"如果总司令认为我是在军前违抗命令，我愿意渡江到汉口总司令部接受军法处分。"罗卓英此时对此事也感到很困惑，拿不准该如何处理，对蔡孟坚的话无言以对，只得将电话挂断，接受了取消炸校炸厂行动的事实，保住了武汉大学和第一纱厂。 后来，事实说明，蔡孟坚当时的做法不但是勇气可嘉的，而且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不久的长沙会战期间，长沙警备部队没有等敌人进城就自行放火烧城，结果造成长沙市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长沙人民怨声载道，纷纷到省政府和重庆中央政府请愿，一时人心惶惶，为了稳定民心、军心，蒋介石也不得不将湖南省主席撤职，将长沙警备司令及其他两位主官枪杀。武汉撤出后不久，蔡孟坚被任命为军政部监护总队总队长，担负抗战时期军政部下属各兵工厂、军火仓库、粮站等单位保卫工作，继续为抗战胜利而战。

　张平化(1907- 2001 )，曾用名张矢进、曾玉成，笔名尚真。湖南省酃县人。1926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军三师九团三营政治指导员。曾参加北伐战争河南战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兼酃县赤卫大队-表，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步兵学校第一团政治委员等职。其间曾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O师政治部宣传部长，三五八旅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独立二旅政治委员兼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西满分局常委、-部长兼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1947的12月调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49年5月调离哈尔滨，相继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家农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代表，中共七大代表，十三大特邀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